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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你能想像自己的國際視野只剩下王建民以及手上的那幾個境外基金嗎？
當媒體都偏食了，我們就不能自願得到厭食症。
I’m not there, but I have to car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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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vincentchang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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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的尖銳太多，我不是全都能承受；要是我又表現的冷漠，全是因為我內心在退縮』－Tizzy Bac〈想要得不到〉
最近，氣溫開始下降，少了戶外活動後，我就開始看電視。史瓦濟蘭的電視除了藉由衛星接收可免費收視國營電視台、台灣公廣集團的宏觀電視與大愛頻道外，也可繳交昂貴的收視費接收數位衛星電視訊號，於是即使遠在非洲，我竟然也有當季的《American Idol》和《Project Runway》可看，此外連《Prison Break》、《Grey's Anatomy》與《Desperate Housewives》的進度也和美國本土同步，有趣的是就連非洲也有類似星光大道的節目，於是我也看了《South Africa Idol》和《East and Sothern Africa Idol》，而為了訓練自己的聽力，沒事就會打開BBC World，當作背景音樂一樣強迫灌輸自己。
離開台灣後，我看電視的時間變多了，我竟然也覺得電視變好看了，就連新聞也精采很多。過去在台灣，我聽著iPod、我看著Hollywood的電影、我喝著Starbucks的咖啡，過去的我，有時會以為在台北就可以透過品牌掌握全世界，然而，那最終只是一種錯覺。
在台灣的時候，我很少也很懶得去關心除了台灣以外的事情，有時候我會認為過去的我之所以那麼「愛台灣」都是因為台灣媒體的窄化，因為媒體是我在台灣時獲得資訊的最主要管道，媒體於是就操控了我的世界觀，它不僅讓我自我膨脹，也讓我感到自卑脆弱；當我出國後，我開始瞭解到，當大家都以為「世界」的發生地點是在「這裡」時，其實真正影響世界變化的關鍵因素是在「那裡」。
當我在非洲打開電視，看著BBC World的主播「冷感」地播著新聞，整整一個小時的新聞，主播不是只對著螢幕播新聞而已，整個很忙地要一直連線，一下連到南韓、辛巴威、北京，等等又要連到尼泊爾、肯亞，除了連線之外還要和特派記者對話、深入探討，光是往外連線的時間大約就佔了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就再帶著觀眾繞著地球跑一圈；每次看完BBC World的新聞都覺得很累很挫敗，其中可能是因為自己聽力太差，所以聽完一小時的新聞感覺像上了三小時的課一樣累，而也因為不斷地接觸國際新聞，竟也迫使我「重新想像」了所存活的這個世界裡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也「重新劃定」了邊界所在，完全改變了我思考和辨認事實與世界的邏輯。
台灣人對這個世界似乎「毫無感覺」，因為台灣人只想關心自己的事，只關心媒體告訴我們的事，當全世界的焦點都關注在糧食危機、在蘇丹達佛、在西藏、在是否抵制奧運時，台灣媒體呈現的是Vincent Hsiao到中國參加博鰲會、吃飯坐主桌、看表演坐第一排之類的畫面，台灣媒體呈現的是有所謂台灣之光之稱的王建民又贏了。
也許今天我人在國外，於是才會有這種對於台灣在國際新聞資訊流通上的不平衡感，但也因為我到了國外，才會知道台灣人因為選擇性少而錯失了多少重要的訊息，你也許會說：「I’m not there，那些這些，說真的，干我屁事」，但當我們看到更多不同的「那裡」的觀點，就會增加我們對「這裡」的系統性理解，以及對世局的辨識能力。
在這個被Anthony Giddens定義為『一個地區的人、事、物容易受到相距甚遠的另一地區發生的事件或人物的影響，反之亦然』的時代裡，我們收看著全球化，我們也吃喝著全球化，我們不只聽著全球化，我們也閱讀著全球化；有些學者認為全球化的出現的確為傳播環境與全球政治經濟掀起了新一波大變動，然而這些變動其實只是讓既存的傳播失衡狀態更加惡化、文化殖民現象更為加劇而已，全球文化同質化的結果，帶給閱聽人的選擇不是增加，反而是減少。
但在台灣，我們的選擇似乎只增加在購物中心的boutique裡，台灣媒體守門人的偏食，幾乎讓觀眾沒得選擇。
2008年4月13日是Global Day for Darfur，我在非洲看電視，國際新聞的鏡頭不斷連線到世界各個角落，因為有一大群人，不管有名無名，都在為蘇丹發聲；即使我人不在台灣，我依然可以百分百確定台灣的平面與電視媒體，關於蘇丹達佛的新聞應該是少之又少，甚至沒有；當好萊塢的明星也為蘇丹達佛發聲時，台灣人只知道到信義威秀看好萊塢電影，當J.K.Rowling與其他數名童書作家聯名簽署聲明，希望以藝文的力量讓遠在蘇丹達佛的兒童能免於戰爭時，台灣的小朋友們依然快樂幸福地上學去，當一群從蘇丹戰火下倖存的年輕人聚集在倫敦唐寧街十號首相府前時，台灣的年輕人坐在忠孝敦化捷運站附近的Starbucks裡喝著咖啡聊著天，這些年輕人可能連達佛在哪裡都不太清楚，甚至連手上那杯咖啡曾因為咖啡豆生產機制而被質疑剝削衣索匹亞農民的全球化問題都不曾而知，或沒興趣知道，因為他們只知道等等要去Lava還是Luxy狂歡。
Walter Lippman在《Public Opinion》裡指出了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們形成公共事務認知及瞭解外在世界的重要性；由於外在世界過於複雜，以致一般民眾無法僅依靠單薄的個人經驗來理解，而必須仰賴大眾傳播媒介來吸收資訊，塑造個人「腦海中的圖像」（the pictures in our head）。台灣人，你能想像自己的國際視野只剩下王建民以及手上的那幾個境外基金嗎？
當媒體都偏食了，我們就不能自願得到厭食症。I’m not there, but I have to care there.
當媒體都偏食了，我們就不能自願得到厭食症。
I’m not there, but I have to car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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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vincentchang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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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的尖銳太多，我不是全都能承受；要是我又表現的冷漠，全是因為我內心在退縮』－Tizzy Bac〈想要得不到〉
最近，氣溫開始下降，少了戶外活動後，我就開始看電視。史瓦濟蘭的電視除了藉由衛星接收可免費收視國營電視台、台灣公廣集團的宏觀電視與大愛頻道外，也可繳交昂貴的收視費接收數位衛星電視訊號，於是即使遠在非洲，我竟然也有當季的《American Idol》和《Project Runway》可看，此外連《Prison Break》、《Grey's Anatomy》與《Desperate Housewives》的進度也和美國本土同步，有趣的是就連非洲也有類似星光大道的節目，於是我也看了《South Africa Idol》和《East and Sothern Africa Idol》，而為了訓練自己的聽力，沒事就會打開BBC World，當作背景音樂一樣強迫灌輸自己。
離開台灣後，我看電視的時間變多了，我竟然也覺得電視變好看了，就連新聞也精采很多。過去在台灣，我聽著iPod、我看著Hollywood的電影、我喝著Starbucks的咖啡，過去的我，有時會以為在台北就可以透過品牌掌握全世界，然而，那最終只是一種錯覺。
在台灣的時候，我很少也很懶得去關心除了台灣以外的事情，有時候我會認為過去的我之所以那麼「愛台灣」都是因為台灣媒體的窄化，因為媒體是我在台灣時獲得資訊的最主要管道，媒體於是就操控了我的世界觀，它不僅讓我自我膨脹，也讓我感到自卑脆弱；當我出國後，我開始瞭解到，當大家都以為「世界」的發生地點是在「這裡」時，其實真正影響世界變化的關鍵因素是在「那裡」。
當我在非洲打開電視，看著BBC World的主播「冷感」地播著新聞，整整一個小時的新聞，主播不是只對著螢幕播新聞而已，整個很忙地要一直連線，一下連到南韓、辛巴威、北京，等等又要連到尼泊爾、肯亞，除了連線之外還要和特派記者對話、深入探討，光是往外連線的時間大約就佔了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就再帶著觀眾繞著地球跑一圈；每次看完BBC World的新聞都覺得很累很挫敗，其中可能是因為自己聽力太差，所以聽完一小時的新聞感覺像上了三小時的課一樣累，而也因為不斷地接觸國際新聞，竟也迫使我「重新想像」了所存活的這個世界裡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也「重新劃定」了邊界所在，完全改變了我思考和辨認事實與世界的邏輯。
台灣人對這個世界似乎「毫無感覺」，因為台灣人只想關心自己的事，只關心媒體告訴我們的事，當全世界的焦點都關注在糧食危機、在蘇丹達佛、在西藏、在是否抵制奧運時，台灣媒體呈現的是Vincent Hsiao到中國參加博鰲會、吃飯坐主桌、看表演坐第一排之類的畫面，台灣媒體呈現的是有所謂台灣之光之稱的王建民又贏了。
也許今天我人在國外，於是才會有這種對於台灣在國際新聞資訊流通上的不平衡感，但也因為我到了國外，才會知道台灣人因為選擇性少而錯失了多少重要的訊息，你也許會說：「I’m not there，那些這些，說真的，干我屁事」，但當我們看到更多不同的「那裡」的觀點，就會增加我們對「這裡」的系統性理解，以及對世局的辨識能力。
在這個被Anthony Giddens定義為『一個地區的人、事、物容易受到相距甚遠的另一地區發生的事件或人物的影響，反之亦然』的時代裡，我們收看著全球化，我們也吃喝著全球化，我們不只聽著全球化，我們也閱讀著全球化；有些學者認為全球化的出現的確為傳播環境與全球政治經濟掀起了新一波大變動，然而這些變動其實只是讓既存的傳播失衡狀態更加惡化、文化殖民現象更為加劇而已，全球文化同質化的結果，帶給閱聽人的選擇不是增加，反而是減少。
但在台灣，我們的選擇似乎只增加在購物中心的boutique裡，台灣媒體守門人的偏食，幾乎讓觀眾沒得選擇。
2008年4月13日是Global Day for Darfur，我在非洲看電視，國際新聞的鏡頭不斷連線到世界各個角落，因為有一大群人，不管有名無名，都在為蘇丹發聲；即使我人不在台灣，我依然可以百分百確定台灣的平面與電視媒體，關於蘇丹達佛的新聞應該是少之又少，甚至沒有；當好萊塢的明星也為蘇丹達佛發聲時，台灣人只知道到信義威秀看好萊塢電影，當J.K.Rowling與其他數名童書作家聯名簽署聲明，希望以藝文的力量讓遠在蘇丹達佛的兒童能免於戰爭時，台灣的小朋友們依然快樂幸福地上學去，當一群從蘇丹戰火下倖存的年輕人聚集在倫敦唐寧街十號首相府前時，台灣的年輕人坐在忠孝敦化捷運站附近的Starbucks裡喝著咖啡聊著天，這些年輕人可能連達佛在哪裡都不太清楚，甚至連手上那杯咖啡曾因為咖啡豆生產機制而被質疑剝削衣索匹亞農民的全球化問題都不曾而知，或沒興趣知道，因為他們只知道等等要去Lava還是Luxy狂歡。
Walter Lippman在《Public Opinion》裡指出了大眾傳播媒介對於人們形成公共事務認知及瞭解外在世界的重要性；由於外在世界過於複雜，以致一般民眾無法僅依靠單薄的個人經驗來理解，而必須仰賴大眾傳播媒介來吸收資訊，塑造個人「腦海中的圖像」（the pictures in our head）。台灣人，你能想像自己的國際視野只剩下王建民以及手上的那幾個境外基金嗎？
當媒體都偏食了，我們就不能自願得到厭食症。I’m not there, but I have to car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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